法制文化长廊 - 中国篇

 
《一中新闻》 2015-06-24

 

   

 

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中国古人创造的“法”字,即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人们对于司法须如止水般平、正的美好愿望,同时也反映了上古时期中国神明裁判的司法特性。 中国古代多以独角兽作为正义的化身。我国上古时期的神话著述《山海经》一书中还记载着神兽助皋陶审判的传说。皋陶是上古理想法官的化身,为舜时掌刑之官,以正直著称。助其审判的是一只被称为獬豸的神兽,传说中能辨曲直、断疑案,即碰到疑难案件时,它就会冲触其中的违法犯罪者,皋陶便可以明断案件。

                    

“五刑”,是中国奴隶制时期及早期封建制时期的刑罚体系,至汉朝被废,历经两千年。“五刑”均是肉刑,包括大辟、宫刑、非刑、劓刑、墨刑。大辟即死刑,是五刑中最严厉的一种刑罚。宫刑即男子去其势,女子幽闭的刑罚,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非 刑,即断足或砍去犯人膝盖骨的刑罚。劓刑即割去鼻子的刑罚。墨刑即在面部或额上刺刻特殊标志之后,再染以墨的刑罚。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法制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是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是一次划时代的变革。春秋之际,新兴地主阶级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为了抵制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司法专横,便把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以秘密专横为特征的奴隶制法律制度,公布成文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郑国执政子产的“铸刑书”。公元前 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刑书铸在鼎上,向全社会公布,使得什么是犯罪,犯罪者处什么刑等,都有一定的标准,使奴隶主任意刑杀的司法特权受到限制。

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也是中国古代法制形成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奠定阶段。战国时期最大的立法活动是李悝制定《法经》。李悝(公元前 455年-公元前395年),魏国人,是战国时期法家的始祖。李悝任魏相后,积极改革变法,实行依法治国,制定《法经》。《法经》是中国历史上具备一定规模和体系的第一部封建法典,对于后世封建法典体例的创制具有重要的作用。

商鞅(公元前 390年-公元前338年),是战国时期继李悝之后又一法家杰出代表。战国时,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主持变法。由于商鞅变法,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秦国一统中国的基础。

 

                

汉朝的 400余年,法制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在立法活动方面,汉代最重要的立法当属《九章律》的制定。《九章律》由汉高祖时期的丞相萧何受命制定,是汉代最重要的一部法典。它以《法经》为基础,吸收了秦律中适应当时需要的内容编撰而成。《九章律》在《法经》盗、贼、囚、捕、杂、具六章之基础上,又增加了户、兴、厩三章。《九章律》给后世制律产生很大的影响。史称:“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

春秋决狱是汉代盛行的特殊审判方式。自汉以来,儒家思想不仅渗透到法律内容中来,而且对司法审判也有很大影响,董仲舒就是以儒家的经义应用于法律的第一人。春秋决狱,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断狱、司法的指导思想,要求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用儒家经义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解决纠纷的理论依据,并按经义的精神解释和适用法律。汉代“引经决狱”者常引用的儒家经典有《诗》、《书》、《易》、《礼》、《春秋》等五经。其中以《公羊春秋》为主,故名“春秋决狱”。

 

唐朝是中国法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唐初统治者以隋亡为鉴,提出礼法并用的法制指导思想,约法省刑,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善了国家法制。与此同时,一批法律相继问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就是《唐律疏议》。《唐律疏议》是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法典与其立法解释的合编本,是中国法制史乃至世界法制史上的瑰宝。唐律实际上是个集合概念,是唐朝所有律的统称。唐律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曾对中国唐后的一些封建朝代和当时一些东亚国家的立法,产生深远影响。如唐律对于《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的制定,对于朝鲜《高丽律》、日本文武天皇时期的《大宝律令》和元正天皇时期的《养老律令》的制定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司法官,其中尤以唐朝的狄仁杰、宋朝的包拯和明朝的况钟最为著名。他们执法如山、惩恶扬善的事迹在当时的社会广为传诵,流传至今。

狄仁杰(公元 630年-公元700年),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司法官。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职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包拯(公元 999年-公元1062年),北宋人,曾任监察御史、龙图阁学士、开封府尹等职。他以公正司法而著名,人称“包青天”。民间至今还流传着“铡美案”的传说。在他审理的案件中,最著名的要数疏通惠民河案了。此河流经开封,由于在河上广建了权贵们的亭榭园第,以致河道堵塞,洪水泛滥,百姓受害。于是,包拯下令拆除这些障碍,疏通河道。这可触犯了这些权贵,他们纷纷拿出假地契,以证明建造亭榭园第的合法性。可是,包拯识破了他们的伎俩,依法惩办了这些权贵,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况钟(公元 1381年-公元1453年),明朝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有一副对联,高度赞扬了况钟这位清官。上联是:“一肩行李,试问封建官场有几?”下联是:“两袖清风,且看苏州太守如何。”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跨古、近两代的皇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清朝时期最重要的立法就是乾隆五年(公元 1740年)《大清律例》的颁行。乾隆朝后,律文不再修订,沿用至清末,这样就使《大清律例》成为中国法制史上最后一部行用时间较长的封建性法典。

“三法司会审”是清代最具特色的审判制度。“三法司”即清朝三大中央司法机关--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刑部为全国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大理寺是死刑复核机关,都察院是中央监察机关。所谓“三法司会审”,就是指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大中央司法机关共同会审重大案件,审判后送皇帝裁决。如遇特别重大案件,则由三法司会同吏、户、礼、兵、工各部尚书及政通使共同审理,此所谓“九卿会审”,是中央的最高审级,但判决仍须皇帝核准。

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水岭。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冲开中国闭关锁国的沉重大门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由封建社会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自此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晚清最后十年期间的制宪活动与立法改革,开始了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促使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华法系宣告解体,以大陆法系为主的西方法律原则和立法体例开始移植到中国,并与中国的某些传统相结合。晚清十年的一项重要立法改革就是以法律专家沈家本等人主持的清末修律活动。在沈家本等人主持下,修订法律馆除围绕修律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外,还修订和起草了几部新法典及一些单行法规,其内容涉及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法院编制法等。

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的清皇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宣告成立,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就任共和国的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11日,由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带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献,具有中华民国临时宪法的性质。它以根本法的形式废除了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

南京临时政府后,历经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本法典,是“六法”及其相关的单行法律和法规的汇编,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成文法的总称和当时法律体系的主体。南京国民政府成文法之所以被称为“六法”,是因为其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是由六大类基本法典所组成,一般认为主要包括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后,为适应政权的建设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革命法规,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律制度。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立法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国土地法大纲》等法律文件的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第一部宪法性文献,是中国立法史上第一部确认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中国土地法大纲》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土地法总纲领,有力地地推动了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蓬勃开展。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革命根据地时期极具特色的审判方式。马锡五 (1898-1962),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1943年马锡五在任陕甘宁边区陇东专署行政专员兼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期间,经常携带案卷深入基层,联系和依靠群众,调查研究,不拘形式、公正合理地处理了一系列缠讼不清的疑难案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称颂,被誉为“马青天”。他所创造的审判方式被称为马锡五审判方式。1944年3月13日《解放日报》以《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为题发表社论。从此,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各个根据地普遍推广,有力地推动了司法工作的民主化和群众化。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法制建设进行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是 1954年宪法。它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社会主义原则和人民民主原则,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本框架,确定了新中国宪政体制的基本模式,规划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格局,从而使新中国的民主宪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54年宪法后,又制定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1975年宪法深深地刻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时代烙印。1978年宪法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颁布的宪法,是对1954年宪法的继续和发展。

1978年宪法后,又制定了1982年宪法,即现行宪法。这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将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1982年宪法自颁布至今,已历经四次修宪。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伟大方略。党的十六大再次强调要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并提出到 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近年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得到了空前发展。新时期人民法院在惩治犯罪、保护人民、调节社会关系、建立和谐社会方面所起的作用愈加突出和重要。在司法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革。首先,法官开庭时的着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以前的军警式制服配大盖帽的着装变革为现在的黑色法袍着装。虽然只是服饰的变换,但却昭示出法官必须保持中立的深刻寓意。其次,法官在庭审中可以使用法槌。法槌槌身为圆柱形,槌顶镶嵌着金黄色的铜制法徽,槌腰嵌套标明法院名称的铜带;底座为矩台形,其表面嵌有矩形铜线和我国传统饰纹。底座以 制形,既取“规矩”之意,又寓“司法公正”之旨。法官开庭用法槌,无疑在向人们传递着一种讯息,就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第三,庭审模式的转变,即从纠问式的庭审模式转变为诉辩式的庭审模式。法官不再象从前那样,包揽一切,既是拳击手,又是裁判员。在诉辩式庭审模式下,法官就是居中裁判者。